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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评析六中全会
中央民族大学 张宏良 教授
今天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关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心得。从三中全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六中全会完整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是七九年改革开放，第三次是这一次，恰好共产党经历了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武装斗争，用2800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我把它归结我是梦乐园。第二个28年，是从49年到7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把它称为是创乐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无论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我们都是相当伟大的了不起的。大家可以想想，49年我们建国时，我们连火柴、钉子都叫洋火、洋钉，水泥叫洋灰，可是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一个百年战乱的烂摊子上，建成了一个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在高技术领域，我们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如生物领域的人工合成生命，到现在也仍然是那时的水平。第三个二十八年是78年到现在，我把它概括为失乐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对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 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都形成了严峻挑战，有可能造成28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洒、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汗水白流的结果。六中全会扭转了这一历史过程，所以我们说是中国历史的伟大战略转变。
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第一是伟大战略转变的内容，第二是伟大战略转变的意义；第三是这一转变将要面临的斗争。
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内容
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伟大战略转变，从内容上我把它概括为九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战略转变，是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中华民族一下子站到了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高端和前沿。可以这样讲，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运动就是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其历史意义超过了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在这时举起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大旗，不仅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而且掌握了未来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龙头。可以这样讲，谁占据了人类政治文化的龙头，谁就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欧洲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几百年，就在于他们占据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当时的政治文化龙头，所以工业革命才能在欧洲开花结果。现在人类社会开始了第三次伟大转变，第一次农业社会的转变我们是赢家，赢了数千年的繁荣发展；第二次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是输家，输的几乎亡国灭种；现在我们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反映了社会历史转变的本质要求，如果不发生逆转，中华民族将再次成为社会历史转变的赢家。在此需要强调指出，我们一直在讲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总量将会有多大，而是指中国文化将会成为21世纪的主导。
而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文化，不是像余秋雨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什么变脸杂耍书法国画等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而是指东方文化和谐的本质属性，和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和谐特征和谐属性。工业社会需要竞争的推动，所以以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而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在客观上需要以合作取代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核心，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必然会取代西方文化成为21世纪的主导。这是就哲学层面上讲的人本主义的历史意义。仅就政治层面上的转变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这28年的发展完全是以资本为本，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各级政府的根本任务，整个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轴心运转，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工人的权益，牺牲我们几十年的奋斗成果，牺牲我们的主权，牺牲我们的资源，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资本最理想的天堂，二战后一度被约束的资本的血腥基因，在中国得到了报复性的疯狂释放，洪水猛兽般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扫荡，人重新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只要资本需要，人是可以随时随地随便牺牲的天然附属品。所以我们说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又一伟大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从而恢复了发展的本来涵义。可以说，发展是这些年被主流经济学家搞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发展？发展应该是一种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自然的完善，这才是发展。事物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叫发展。可是我们却相反，我们是以个体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是以整个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永久毁坏为代价的，这是破坏而不是发展。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志，无论主观上属于无知还是恶意，都是十分荒唐的。
西方国家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对的，这是由西方国家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相应就产生了反映抢劫成果的西方经济学，用GDP来衡量抢了多少东西，至于抢劫过程中造成的国民和环境的损失，那都是别的国家的损失，所以GDP只算增量不扣除成本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对的。但是放到中国就有问题了，比如我们现在大家100个人，每个人有1万，GDP总值就是100万，如果我把大家的钱抢来归我一个人，我的1万就变成了 100万，加上之前我们大家的100万，我们的GDP总量就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这种GDP增长对我一个人来说是发展，我发了大财，但对你们大家来说不仅没有发展，反倒是损失是痛苦是灾难。所以GDP这个东西，对西方国家来讲是对的，放到中国来就是错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现象：你绿化一座青山，不算是发展，因为你的GDP没有增加，反倒要减少；你毁掉一座青山，算作是发展，因为你的GDP增加了。这种逼良为娼的发展观，使种树的省长越来越少，砍树的省长越来越多，即便拼命种树的焦裕禄活到现在，也要被逼去砍树，否则就不是好党员好干部。横向来看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纵向来看这种发展观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用李瑞环的话来讲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说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头喝子孙的血。我们这一代人还没走完，就透支了几代人的发展资源，毁掉了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华民族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现在放弃GDP代表的经济发展观，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是恢复了发展的本来涵义，所以称之为伟大转变。
第三个转变，就是由建立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转变。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作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规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历史灾难，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礼仪的民族了，礼仪之邦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重义轻利”等，把仁道正义、诚信友爱、文明礼仪看得高于一切，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几十年对所谓小农意识中诚信道义的批判，几十年西方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最肮脏的地方，世界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我们今天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坑蒙拐骗伪劣假冒。马上就要开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了，让非洲兄弟看到中国这个状况会怎么想？就说城市中最明显的乘公交车，走遍中国没有排队的；特别是人行横道，按交通规则是行人的绝对权利区，车到跟前无人要减速有人要停下，可是无论威猛大汉还是白领玉女，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极少有人主动减速或者停车，这种行为和那些强暴妇女的流氓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流氓更加恶劣，流氓只是不管别人痛苦，而你是不管别人死活！为什么中国人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或者说是什么把中国人变成了流氓？虽然分析起来有许多因素，但是持续数十年创建残酷竞争的丛林社会，实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是其主要原因。资本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洪水滔天”，洪水滔天都不怕，轧死个把人算什么！所以几乎所有的开车人，都是不顾行人死活的呼啸而过。
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公交车上抢占老幼病残孕专座也就天经地义了。大家都说现在中国人不讲信用，其实中国人是历史上最讲信用的民族了，全世界关于信用的格言加起来也没有我们多，诸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重诺轻死等，就是信用这个东西维系了我们这个民族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彼此隔绝状态就是依靠信用来维持的，此外再没有其它纽带。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突然不讲信用了呢？信用彻底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逼良为娼的体制，谁讲信用谁倒霉，谁讲信用谁被淘汰，30 年反向淘汰的残酷训练啊，30年横跨3代人的影响啊，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间一代，摧残下一代，结果是整个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多少年来右派们总是讲文革是文明浩劫，其实这些年才是真正的文明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文明浩劫。而当年文革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信用观念，甚至把信用推到了至高的境界，现代京剧《海港》中有句话最能反映这一点：“宁可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在政治上遭受丝毫影响。”什么意思啊？就是宁可赔钱，也不能不讲信用，就像今天的汽车召回制度一样，宁可把汽车召回来砸烂也不能损害信用资源。可是后来随着《海港》诚信价值观的被批判，诚信越来越成为个人生活中最具毁灭性的可怕品质，诚信意味着淘汰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死亡，甚至成为父母兄弟间最令人忧虑的一种品质，儿行千里母担忧，最担忧的是儿女会因诚信受骗遭殃。当诚信成为一个人灾难根源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社会，而是魔鬼的社会、野兽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所以我们才说重建诚信友爱的东方和谐社会是伟大的转变。可能有人会说，丛林法则是西方经济学的根本法则，可并没有影响西方的诚信社会。的确如此，这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决定的，东方人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西方人建立的丛林社会，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发展的结果。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东方文化求诸于内，认为只有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平衡，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理解为一种依恋关系；西方文化则是求诸于外，认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主客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它把人与自然理解为一种征服关系；所以中国人追求内在和谐，西方人喜欢外在征服。或者形象的说，东方是羊文化的发展道路，共存共荣，和谐相处；西方是狼文化的发展道路，弱肉强食，征服消灭。可是改革开放后，把实行丛林法则的狼文化从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国，强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样去吃肉，也像狼那样去竞争，结果是既丢掉了羊文化的诚信善良，又没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则，形成了今天这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乱状况，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末法时代，即将堕入地狱的时代。有时我想，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把西方文化拿到中国来，让它发展到极端，让整个世界都看清楚这种文化的弊端，这样整个人类文化转变的代价可能就会小一些，当然我们中国人就要悲惨些了。毛主席生前经常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可能也包括这方面的贡献（笑），承担人类文化转型痛苦的贡献，由中国人承担整个人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和代价。
第四个转变，是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看六中全会公报，我感觉有一点很高兴，几乎没提效率。其实效率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政府和政党的目标，政党是弘扬一种价值观的，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企业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资本的天性，别说不用去激励它推动它，即便是阻挡都挡不住，所以把效率写到政府和政党的旗帜上特别荒唐。过去总是说改革前政府和企业之间功能错位，其实改革后才是真正的错位，错就错在政府疯狂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率。以前我们的政府和现在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不管利润不管效率的，即便是有问题，也只是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机制方面有些问题，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是没有大问题的。可是改革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企业在天天研究琢磨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和干部问题，中国企业家对政治问题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官员的腐败就是企业研究政治问题和干部问题的结果；政府却一心一意搞经济赚大钱，对百姓疾苦等政治问题没有丝毫兴趣，即便有兴趣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庄园，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庄园的农奴，少数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了庄园主。庄园主肯定要求效率，效率是富人经济学的概念，是庄园主经济学的概念，是奴隶主经济学的概念，不应该是穷人经济学的概念，更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说，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人权大解放、人的尊严的大解放。效率优先的实质，是把人仅仅看作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根本不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成是人，就像农村看待猪羊牛马一样。所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大解放，而且比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那次解放的意义还要伟大，《人权宣言》是把人类由权力集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这次是要把人类，至少是先把中华民族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权力集团对人的统治是罪恶的，资本集团对人类的统治同样是罪恶的。精英集团的一个很大罪行，就是它把资本集团的统治作为一种天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我们国家，认为资本集团的统治就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并不否认，权力集团对人类的统治是应该推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接受资本集团的统治，不能因为张三是个流氓就要嫁给李四这个流氓！这两个集团的统治都应该推翻。可能有些同志会说我评价太高，其实不是，至少在理论上竖起了公平正义这个旗帜，并且我们也应该在最高意义上来理解中央这次战略转变。这次机会多么难得啊，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后一次不流血转变的机会了，我们必须得抓住，一定要抓住，也一定能抓住！伟大的转变发生在当前，本身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期产生自己的一批铁血子孙，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如同这一次的历史转变，如果没有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广大左派持续数年的广泛斗争，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转变与四十年前那场转变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是近三十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中央决策层和最底层网络媒体的直接接触，把中间右派控制的传统媒体甩开了，以往决策层的变化都是由中间的传统媒体来推动的，而这次胡温新政形成直到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中间的传统媒体始终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所有的积极反映和欢呼都在网络上，特别是在乌有之乡这些左派网站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央最高决策层与社会基层舆论的直接结合，第一次是四十年前的文革，这是第二次，所不同的是四十年前那次结合是有组织联系的，这次完全是自发的默契配合。并且这两次结合都是由大字报开始的，只是这次大字报的形式变了，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了网上，这是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的结果，网络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大字报形式，能把社会最底层的信息直接反映出来。可以说，中国的左翼思想是和网络同时发展起来的，现在是左派主导网络媒体，右派控制传统媒体，如果用三个代表来衡量，和网络媒体结合的左派就是先进生产力代表，就这点来讲，也决定了未来思想领域里左派右派斗争的命运，新兴媒体肯定会取代传统媒体，包括和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左派，也肯定会取代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右派，这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走得适度，不要走得太急。要牢牢记住56年毛主席搞双百方针的教训，当时的双百方针被党内个别人所利用，用所谓“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知识分子推向极端，要共产党下台，然后以此向毛主席摊牌，结果把大量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打成右派，形成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中毛主席第一次惨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右派摘帽的原因，他想以此来压制政敌，怎奈他的笨拙使全国人民根本没有看懂他要做什么，结果反倒被政敌利用丢了江山。关于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学的《剑桥中国史》，一段左派蒙冤的历史，今天仍然要记取当初的教训。
第五个转变，是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转变。28年来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历史，打着的幌子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先富带后富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个陷阱（笑），是个骗人的东西，不但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骗人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肯定会阻碍多数人富起来的道路，因为他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另外还有一点，富裕是个相对的概念，多数人越贫穷，少数人的成就感、富裕感就越强烈，感受就越好，幸福值就越大。我现在一万块钱的幸福感，取决于你们兜里有多少钱，你们兜里钱越多，我的幸福感越低，你们兜里超过一万块钱，我的幸福感就等于零，甚至幸福转化为痛苦，相反你们越是身无分文，我的幸福感越大，所以不可能形成少数人带动多数人共同致富。作为改革大本营的上海是最典型的了，上海自90年代以来，十几年总建房面积5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按照上海去年的房价，新建房产总值是4.5万亿，增殖部分约3万亿，按照上海的解释，其中1万亿进入了各级财政，那么，至少有近2万亿落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这个大数很清楚啊，至于是落入了陈良宇还是王良宇口袋，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落入了这些人的腰包，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家可以想想，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是上海总产值的2倍，增加值都被拿走了，这老百姓还怎么富裕？还靠什么富裕啊！甚至连老百姓最后那点活命钱社保基金都敢拿走，老百姓还能有什么指望！又怎么能逃过被重新压在3座大山（医疗、住房、教育）之下的命运！大家可以想一想，像张荣坤这种上海滩的小瘪三，一次都能拿走32个亿的社保基金，短短5年就从一文不名的小瘪三成为身价百亿的大老板，上海滩有多少个张荣坤周正毅这样的小瘪三？老百姓又指望什么能够富起来？我常常在想，以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惊天动地的掠夺行为，恐怕以后的历史学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不会相信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推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没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罗斯那样还在完善，然而在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却在先富后富的等待中，连当初所谓贫穷时代的福利都等待没了，更别说等待富裕本身了！这是未来历史学家根本无法相信、无法解读的一段历史啊。所以我们说这次向共同富裕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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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008 6:24:3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