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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人为什么要去登山? ──骆驼峰山难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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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9 人为什么要去登山? ──骆驼峰山难纪事
人为什么要登山呢？
对不可言说者，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会。
但我还是留下了这些文字，仅仅是为了喜欢登山的人。
每一次山难都有特异之处，骆驼峰山难，则是我知道的山难信息传播最为混乱的一次。
一、混乱的山难信息
如果通讯工具不是如此发达，就不会有这些“混乱”。
新年元旦20时09分，成都顶点俱乐部的老朋友李亮打来电话，说骆驼峰出事了，发现一具女尸。从前方的信息中推测，遇难者很可能是搜狐户外频道的编辑。
紧接着，张朝阳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骆驼峰山难，我说已经知道，同时告诉他,搜狐员鲜文敏请了婚假，确实与新婚的丈夫老K（王茁）去了四姑娘骆驼峰。张朝阳说，我们应该马上派人去前方。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已经准备好行装，但今晚还要了解更多信息，山难已经发生，必须双管齐下，尽快找到与遇难者亲人的联系方式。
随后，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也打来电话问我做何打算。我告诉他准备进山，并向他请教了处理山难必须注意的事项。
没想到新年第一夜会这样渡过：守在电脑前，用电话和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四处联系山友，打探前方最新消息。
从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算起，我接触登山运动已有17年历史。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山难信息最易矛盾百出，尤其是事件发生之初，没有哪个信息能轻易判定为真或轻易判定为假。
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听上去很真实的情报不久便被证实为假：不必（鲜文敏的网名）遭遇雪崩，老K与向导“卢三哥”（忠荣）已经下山寻求援助。
五花八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汇聚而来，经过两个多小时震荡，在当晚22时45分沉淀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消息：已经发现卢三哥与不必的遗体（至少两人遇难），老K失踪（至少一人下落不明，这意味着凶多吉少）。山难的原因也从最初传闻——“滑坠”，变成了“雪崩”。
但这个信息也是错的——山难的信息，最初往往都是如此，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判断和行动。既然山难已经是事实，就得尽快找到遇难者家属的联络方式，以便随时通知并带他们同时进山，以便处理后事。
的确，如果没有手机网络即这些发达的传播工具，我们可能要在几天后才能真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那消息不再矛盾百出。但我们会因为信息的“混乱”拒绝现代传播工具吗？
这一夜，我的手机上不断出现陌生人发来的短信，他们都是攀岩或登山爱好者，通报消息的，打探消息的，表示要进山参加救援的。我为他们感动，有这样一群人彻夜疯狂联络，不怕找不到遇难者家属的联系方式。
这确实是个非常特殊的“部落”，虽然这个部落里也有人渣，但 “山友”这个名称包含的友谊和互助意味，在很多时候确实可与“战友”相提并论，“山友”把这个群体中人的诸如职业的种种差别冲淡了。
2日凌晨2时半左右，张朝阳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已致电中国登协李致新，国家登山队将予以支持。
深夜4时，还有几个山友为此事在即时通讯工具上闪着，我明天要出发，不能不睡了。
面对山难，我不会用“怜悯”二字。1991年，我在《梅里生死录》中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怜悯会抵消死者的价值。
二、悲痛与面对悲痛
2005年1月2日上午10时整，鲜文敏的亲弟弟鲜文亮已经坐在北京中粮广内安静的音乐咖啡厅。面对突来的噩耗，从天津赶来的他沉默许久终于说了句：“为爱而死，总比死在床上强”。过了很久，他又说：“如果可能，我真想替姐姐去死。”
一小时后，老K的亲妹妹王萌和她的丈夫大海也到了。见到鲜文亮，王萌冲上去抱住他放声痛哭。同样的伤亲之痛，男女表达有差异。
我向来不知如何安慰人，在这一场合我也没打算这样做。我多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在我看来，用平静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处于悲痛中的人最合适，我的理由仍然与14年前一样，14年前，好友孙维琪在梅里遇难的消息传来时，我曾非常难过，但我很清楚他不是怜悯的对象，他干这一行是自愿的，而且真的爱这一行，而怜悯的感情意味着对自由选择的诋毁，也就诋毁了死者的价值。
80年代以前，在中国从事登山运动的几乎都是“组织安排”的，不论你是否喜欢。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尤其是民间登山，没有谁能被强迫去登山。过去中国的登山者都是“先结婚”，后来真爱上这一行只有很少的人；现在年轻的登山者，几乎大都是因为喜欢或自以为喜欢才来的。他们都知道登山的风险，而正是这种爱，使得风险变得有魅力。虽然人的想法可能在某次重大的变故发生后彻底改变或者发现原来并不那么热爱。
这些年来很多人问过我，登山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曾说登山没有什么意义，它只对喜欢登山的人有意义。因此登山运动就是一项必须“听从内心呼唤”的运动，你不要轻信任何美妙动人的说辞。我并不是说这些美妙动人的说辞都是假的，而是说它只是言说者的个人体验。每个登山者都只能用自身的身心感受告诉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中都遵循了这个原则，就算遭遇了不幸也没什么可抱憾的了。
2日晚8点半，我与不必的弟弟、老K的妹夫大海，到达成都。
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先我们一步，于当天下午2左右时到达成都，他与教练次洛、景阳（李福庆）带来三个塞满高山装备的大驮包，带这么多高山装备用品的目的已经不是救援，而只是能为了上山搜寻失踪者的遗体。
从北京到四姑娘山的日隆镇，坐飞机赶到成都，立即换乘越野车需要一天；从日隆镇到达骆驼峰的大本营有30公里徒步行程，即便不需要进行高原适应，也要走一天。第三天才能开始搜救，这距山难的第一报案时间——2004年12月30日已有五天之久，而据报案者的推测山难可能的发生日——29日，则有六天之久，如果当地的营救力量不能有所作为，长途奔波就更不能指望了，除非奇迹出现。
这正是王队长一行先期到达成都后，就去补充了特殊搜救装备——三条裹尸袋的原因，此时向导卢三哥的遗体下运日隆镇途中的消息，在成都也还没得到证实。
我们到达成都已经太晚，由于冬季的冰雪在巴郎山的两侧制造了大量的硬冰雪路面，行车的风险也大大增加，所以交通部门对成都到巴郎山的道路进行了管制：夜间禁止通行。只能等待明天了。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奇迹当晚就出现了——日隆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 “不必还有体温”，“还有意识”，10时30分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不必还活着，正在被十余个村民轮流背运下山……”。
在零下20度的高山上，鲜文敏靠九粒水果糖熬过三天四夜，奇迹般生还。从死神手下逃出来后的鲜文敏转眼又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考验。
三、雪崩震荡中的日隆镇
早上七点从成都起程时，我们已经获悉老K的遗体已经从雪中挖了出来，当地已组织了大量人力运送下山，今天就能运到日隆镇。我们此行的计划顿时变得简单了，不需要再进山扎营，也不需要上山搜索遇难者了。
鲜文敏的弟弟这时尚不知她获救的消息。在旅馆的大堂前集合时，我对他说：你姐姐还活着。他听到这，抱住我狂喜地叫了起来。
从前方提供的信息中我们得知，鲜文敏是在没有羽绒服，只穿冲锋衣，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中，靠九粒水果糖熬过三天四夜逃生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毕竟还有一人幸存，这让我们的日隆之行顿时轻松了许多。
这是我半年中第二次去四姑娘山的门户——日隆镇。
日隆，这个镇在中国已经相当有名，它的名气将来会更大。
四姑娘山是初学登山者的圣地——民间登山热潮的兴起，决定了这个重镇迟早会出现一批土生土长的知名的高山向导。而骆驼峰山难则让许多不熟悉登山的中国人也知道了：日隆镇确实已经有了知名度相当高的高山向导。
3日下午2点多，我们赶到日隆。在越过猫鼻梁时，一座新坟晃入眼中，这是卢三哥的墓，旁边的一座旧坟，安葬的是他的母亲。
卢三哥的遗体被找到时，人们发现他额骨的中间已经开裂，这表明他在雪崩中受到重创，可能当即死亡了。
当晚9时许，老K的遗体也被运送到了日隆。国家队教练次洛说，他在检查老K的遗物时发现，老K的头盔内衬严重受损，嘴角有明显血迹，右肋也有撞击形成的伤痕，这表明他在雪崩中也是当场就受到了重击。
卢三哥走了，他留下了三个孩子和一个家庭式旅馆。
我采访过很多夏尔巴人，深知高山向导对一个夏尔巴家庭意味着什么。也能推知在四姑娘山地区卢三哥这样的著名的向导，对他的家庭的重要。
卢三哥显然深得民间登山者信任和好感。老K五次来四姑娘山都是住在卢三哥的家里，鲜文敏三次来四姑娘也都是住在他的家里。偏偏是这么信任的组合，却遭遇了山难。
“我想为三哥募点捐”。在小金县医院见到鲜文敏后，她就几次对我这样说。这时，网上已有熟悉卢三哥的山友为他发起募捐活动。
3日下午，在日隆听取了当地旅游管理局局长对山难发现和组织营救的过程介绍后，我们驱车到50公里外的小金县医院看望鲜文敏。她的身体状况出我意料的好。明天可以动身回家了。
当天晚上，《新京报》有个女记者数次打电话来，请我评价一篇发在BBS里质疑小鲜的文章，我说没看过这篇文章我无法评价。对方坚持请我说几句，并把她认为的“三个关键”问题读给我听。原来这篇文章要表达的意思是——“鲜文敏要对卢三哥的死负责”。随后，我对《新京报》记者说，等我侧面印证一下再回答你。
后来我侧面问鲜文敏，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卢三哥讲，如果你们登上骆驼峰，就是第一个登顶者。”
鲜文敏回答说：“没有啊。卢三哥当时是这样说的：骆驼峰有东西两个山峰，西峰已有女性登顶，东峰还没有。如果你登上东峰，就是第一个女性登顶者。”鲜文敏说：“当时我还和三哥讲笑话说，如果我东西峰都一次登顶了，就创了纪录。”
这个出入，显然是记者肢解被采访者的原话造成的。
另一个问题则相当奇怪，这篇文章指责说，鲜文敏曾说过这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话：“我很信任我老公，我老公很信任三哥”，指责者说这是推卸责任。没错，鲜文敏是说过这样的话。很巧的是，我在小金县医院看望小鲜时，就听她说过同样的话，但她的意思却是，我对丈夫太过依赖了，只知跟着他们走，连行军的路也不用记。如果我的自主性再强一点，寻找下山的路可能就容易得多。
我向鲜文敏侧面打听此事时，她还不知道网上有这篇文章存在，我也没有告诉她这篇文章的存在。她还不知道围绕骆驼峰山难，有个卖户外用品的已经罗织成文向她发难了。而2日晚跑到小金县医院采访她的那个记者，用肢解她叙述看不清语境的方式，为罗织罪名者提供了几颗炮弹。
接触登山运动多年，这么悍然古怪的道德问罪，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不过像这类喜欢捕风捉影，移化接木的垃圾记者，倒是经常可以看到。
鲜文敏把冲锋衣盖在老K的遗体上，随后这件冲锋衣化作一阵轻烟陪老K回家了
四、 老K回家了
该回家了。日隆之行，我们能为遇难者和幸存者所做的，就是为死者顺利平稳地处理后事，为生者减缓心理的创痛。
隶属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小金县和日隆镇都流行土葬，那里没有火葬场。老K的遗体只能运到成都火化。4日黄昏，老K的遗体从日隆被护送到成都。商量是否给老K整容时，鲜文敏表示要让老K穿着登山服，而不是穿普通的寿衣，也不要过度化妆，要让他以平常从事户外运动的形象离开这个世界。
但雪崩重击又被冰雪掩埋数日后，老K体形变化较大，已经穿不上冲锋衣，只能用披盖的方式了。
我与老K有过一面之缘。
去年12月8日，搜狐户外频道和极度体验俱乐部一起组织了一个演讲会，康华、马一桦、曾山讲述成功攀登四姑娘幺妹峰的过程。那时老K也来了，他对需要运用高难度技术攀登的山峰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仅仅21天之后，老K就在四姑娘的骆驼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老K给我的印象持重而含蓄，似乎与户外运动没什么联系。但他却是个地道的户外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不算夸张地说，业余时间，他除了把自己吊在岩壁上，没有任何其他爱好。北京著名的白河攀岩路线大都是他开辟的。
5日下午1点半，几十名来自成都的山友来到成都磨盘山火葬场的十二号告别室，来向老K告别。
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认识老K，我也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年龄跨度也非常大，他们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有着同样的爱好。
也许是意识到了真的就要永别了，一直表现得很坚强平静的鲜文敏突然泣不成声地站了出来，面对前来的山友说：老K没有任何爱好，他只有这么一个爱好……
我猜想，她是在说：老K是为爱而死。
下午4时，老K化作一缕轻烟真的走了。
人，为什么要登山呢？
这是个古老得都有些愚蠢的问题了。而对不可言说者，最好的办法或许还是不予理会。
2005/1/8
原载《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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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2005 12:26:0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