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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散记五
出城记一 8月31日早上8点多,我和姜记兴冲冲的站在学校门口等车,准备上县城开会。之前被告知去县城的车很多,最早是7点半到8点左右,不想一等等到9点多,还不见车。再打听,首发的车早就走了,而原本9-10点的车,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来。当地人如果给你一句“不懂”和微笑的表情,你就该知道不必再问。快10点的时候,一辆挤满人的中巴开来了,是另一个县到百色的车,我们可以搭一程然后再转车到县城,至少先出了这破山沟再说,而且下午就要开会了,也不敢挑剔没有位子。姜记去哪都背着那沉沉的摄影器材和电脑,我帮他拿着电脑,路虽然颠簸,但车实在是挤,我们倒也站得很稳。 开出巴别,发现已经不是那天进来的路,而是绕道洞靖,另一个乡。司机告知,原来的路已经到了修路的最后关口,既大狼山陡坡的降坡工程。过去车过大狼山陡坡,必须人先下车,车上坡,然后人再上车。而现在要把这个陡坡降低,车可直开。施工期间,所有巴别到县城的车必须绕道洞靖,多走约一个小时的路。 路上风景依然是一座又一座大山,山与山之间夹着小片的田地,上面还散落着黑色的巨石。山脚间或看圆圆的“地头水柜”,即农业用蓄水池,远看象大山的眼睛。 离开巴别,天气逐渐变热,才发觉巴别气候是多么宜人。挤在车里一身臭汗,只盼着快到县城,不料半路车还坏了。也难怪,这么破的路,不坏才是奇迹修车一修就是一个小时,大家也不着急,各自出去坐着闲聊,时间在这里的刻度也许还不是小时。而我下车透气才赫然发现,这破中巴除了严重超载人以外,还在车顶带了3只羊! 中午快2点半,我们终于一身风尘,在众目睽睽下进入会议室。和光鲜整齐的在座各位比较起来,我们俩真是一看就是穷地方出来的。而且因为没吃午饭,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找个后面的位置坐下来开始吃火腿肠。 会议主要是县领导欢迎志愿者。因为除了我们6个扶贫接力计划的社会招募者,3个研究生支教,昨天到了33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他们中大半也是支教,此外还有分配到卫生,司法,行政等机关的。工资由国家财政总拨,每月600,与当地教师工资收入相当。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国家新的扶贫方式,既由直接拨钱改为拨人。当然,我绝对承认这些志愿者中也有抱着良好愿望来帮助落后地区的。但他们的出发点,和他们整个计划的管理设置,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象社会招募者那么纯粹。志愿者的队伍很大,而情况很微妙。 耳边听到T县教育局局长的介绍:“T县缺的不是人才,每年有接近1000的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回县城等分配,但是县里既没有那么多职位,也没有那么多财力养这些人。”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提到的河南农业县也有这样的问题。地方财政机构越来越膨胀,但是工商业不发达,不能开源(农业只能养活农民),那么也只有行节流这一招了。同样,由于工商业不发达,也无法安置那些学习有年,已经不想再返回田里的农民,而农业,在人均刚过1亩(其中1/2强为旱田)的T县,其实也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每个月底,T县县委都在忙着找钱发工资。比发工资更麻烦的,是负债。局长说普九后该县的负债达到1800万!考虑到目前整个县的在校生是35000人,平均每人背负514元“普九债务”。这里面值得玩味的是“普九”为什么要负债。既然是普及义务教育,财政的支出应该有保障。理论上,县的普九费用应该由县财政负担,但T县几年前是贫困县,是因为这个原因负债吗?那么虽然这根子还是在贫困,却没什么理由要贫困地区学生背负这个债务。另一方面,我曾到过T县高中,其教学/办公/住宿,都让我觉得不必要的豪华。和T县宾馆一样,贫困地区在某些方面的超前意识实在让我开眼界。 会后,拉到了上任扶贫接力的队长周老师跟我们介绍他们去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重点在资助贫困生,www.you2v.com这个网站也是为此发起的,但至少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忧虑:在网上直接公布学生的真实姓名和情况是否妥当?除了涉及个人隐私外,更怕被外界坏人利用。 而我自己,则有更多的忧虑: 如何保证公布的情况客观真实? 志愿者越多,这个风险越高; 如何保证受资助人的心态健康? 已经发现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接受金钱理所当然,甚至不会向资助人言谢;一是非常自卑,甚至不愿意谈起自己的家庭情况。 资助贫困生该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吗? 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到实处,避免的中间的虚假和贪污,但也是缺乏效率的。一个国家产生那么多民间资助团体,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缺乏效率则是这个不信任的成本。 。。。。。。 深夜,周老师又单独和我谈了很久,主要是他之前和各个队员之间的关系处理。他还是比较坦诚的谈到了种种内部矛盾。的确,我已经感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做事方式,而我们的“志愿”身份又让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个担子,我真的要负起来吗?我这个队长,其实也还没有真正明了自己要去的方向啊! 9月1日下午,又一次误了回去的车。本来据说是下午3点前都有车的(我再也不相信这里的“据说”了),可一问,下午只有一班,1点半就开走了。原因同样是因为修路,停开了好多班车。 本来想,花点钱(乱花钱的习惯还没改过来)包辆车回去,顺便把自己那恐怖的7件行李也带回去,没想到在路上问到的,一听说要绕道,都不肯干。太阳底下晒着拦了好久,都没有车愿意去,失望之下,只有又回县城住一晚。晚上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第二天却还是老老实实6点半起来,跑到车站等车--实在不敢再误车也不敢站着回去了 。 中午,颠簸了4个小时,终于又回到了巴别,我和姜记异口同声说:“以后再也不出城了。” 西行散记六------第一次 9月2日下午 教导处主任宣布了我和姜记的课:我带初一1,2班的英语,姜记是初一4班的政治和初二1班的物理。政治是我帮他选的。他应该为此感谢我,事实证明初中政治是一门好带又非常有发挥空间的课。 晚上先去听了原来教初一4个班英语的王老师的课。气氛不错。王老师虽然是小学老师提上来的,但胜在够幽默,肢体语言运用也很丰富,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们不知道是否见有人来听课,都特别认真,投入。 9月3日早 一起来就感到头重脚轻。之前两天的劳累,县城和山区的温差,终于引起我身体的抗议和罢工了。其他是小事,但是我一生病就从扁桃体开始,基本不能开口说话。只好托王老师继续带4个班。他昨天还兴高采烈的感谢我的到来,把他从这苦海中解脱,今天又被我一脚踢回海里了 天气持续降温并且变得阴沉,而今天第一次上课的姜记则十分兴奋。他的第一节课从自己出身农村说起,一直说到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然后让每个学生写自己打算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此刻正举着学生交的作业,恨不得马上回去细读,又忍不住要把上课的感受马上告诉我。 他的宿舍目前既无桌子也无椅子(学生桌椅还不够,我们都没好意思向学校要)。我们俩坐在他的行李箱上,以床为桌,用他的应急灯(宿舍那时还没装日光灯)照看着这些孩子的“将来”: ----“我以后要做一个老师,可以教给学生很多知识” ----“我想做一个医生,这样如果家人有病就可以帮他们治好” 。。。。。。 班上几乎90%的人是这两个选择,此外几个比较“另类”的有: 当兵----因为觉得很威风; 做官----没说具体原因,不知道是否他也注意到了农村做官的种种便利? 做一个新农民----想用知识让农民不必那么辛苦。 除了感叹孩子们的善良外,很明显的,这种选择结果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 1. 90%的选择指向教师,医生这两种职业,在农村里都属于生活有保障,又是一般老百姓有可能通过努力读书而达到的位置。稳定的生活保障仍是农民的首要需求。 2. 教育,医疗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很重要。教育给人以知识技能从而才可能跳出“农门”;医疗方面折射的是目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给农民留下的担忧。 3. 选择的非多样性,与他们日常接触的世界有关。与城市孩子每天生活在信息海洋相比,他们这里放目望去是山,还是山。家里有电视的不多,有也就收中央台和本地一两个台;书刊杂志缺乏;更不要谈什么因特网。没有信息刺激,再有想象力也不会想造个飞船上太空。 4. 对农民身份的遗弃。只有一个选择做农民。现在的农业无法满足当代和下一代农民对生活的梦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些学生总的来说基础都不好,错别字多也罢了,语句还经常不通,很多都要经过我们共同讨论才猜出他究竟要说什么。姜记给每个人都写了相应的评语,主要是勉励的话。我则负责修改这位记者的错别字。 9月4日,天下起小雨,气温下降,病情加重,发烧持续不退。 教初三语文的凌老师夫妇这两天总是诚意拳拳的冒雨来叫我们一起吃饭。但这个中午我吃着吃着忽然想晕,估计是因为身体虚弱引发“水土不服”了。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为了避免继续吓到人,决定听大家意见去卫生院打点滴,也好早点上课,虽然我对卫生院的卫生条件有点怀疑。 小学部的黄老师(插播:这个学校里黄是大姓,我如果忘记了某老师姓什么,就蒙一句“黄老师”,基本都没错过,呵呵。)领我去看病,说是怕医生看我是外地人要宰我。那里的蚊子苍蝇不比学校少,坐了一会我觉得还不如回家躺着舒服。电话召来姜记,用一根竹竿立在床头给我做了个吊瓶架。正无聊的在床上计算着何时可以拔针头,姜记又抱着大包小包过来了,他跑去给我买了床毯子,又买了速食面,调料和电饭锅。原来这几天吃别人的饭菜他也开始犯恶心了,这里做菜爱放酸笋,有股怪怪的霉味。 我们开始讨论用这些东西能弄什么好吃的面条,忽然支书指挥着几个老师搬啊抬的又进来了。原来是把液化气,炉子,锅,砧板这些炊具给我们送来了。因为3年前第一批志愿者来这里支教,剩了一套炊具,一直放在学校厨房而已。 一下子从无到有,我的房间分出一半成了小厨房。打完点滴后病好了点,下厨弄了个凉瓜炒肉片。虽然总有热心的老师要跑来指点很烦,但能吃上自己做的饭菜,感觉真好。 9月5日,病情好转了,去上我的第一课。 首先向同学们道歉因为生病而要找其他老师代课,接着向他们介绍自己。姜记向他的学生说来自天津时,他们大部分都一头雾水,没有概念天津在哪里,说在北京旁边,才有点明白。但我一说广东,学生都齐声说知道。估计是因为父母长辈去广东打工的多。 问他们为什么要学英语,有个看上去乖乖的女生大胆的说:“因为学英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国的东西。”呵呵,满标准的答案嘛。 我向他们兜售了一个前志愿者指导的小笑话:老鼠妈妈带着小老鼠出门,遇到一只猫,小老鼠吓得直抖,他妈妈却上前学了几声狗叫,猫就被吓跑了。于是妈妈得意的跟孩子说:“看到了吧,这就是学外语的好处。”在他们的笑声中我接着说:“学英语也许能够帮助你活得更好,更有希望获得成功,但却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的。如果那只小老鼠一辈子不出去,或者只跟着妈妈,他也不会碰到猫,也不用学狗叫。关键是,如果你想多接触外面的世界,想去外面闯,那多一门外语就对你有用;如果你打算一辈子都不离开家,那么英语对你没什么用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以后不需要走出家乡看外面的世界,可以不学英语。” 他们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认真的听我这番迹近胡说的开场白。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明白了。因为是我第一次上课,没人敢说话, 但坐姿可真是“惨不忍睹”,东倒西歪的。可能平时光脚惯了,都喜欢脱掉鞋子,把脚丫子撑在凳子上或者是架到桌子上。我看一个男生两眼,他大概明白,就把鞋子穿上。可是我转头又看见一个斯斯文文的女孩子也把脚放在凳子上,用一只手摸着,我实在是连瞪她的勇气都失去了。 写到这里,大概很多怀着到山区支教理想的人们都感到始料不及的。他们也许都记得“希望工程”宣传画中苏明娟小朋友那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只是想象贫困地方的学生是想学知识而学不到,而如果他们有学习的机会都会无比珍惜。 其实,这些小孩不是对我不尊敬,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本没有上课要坐姿端正的概念,同样的,有问题要举手,老师提问要先站起来,老师没说不能先坐等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也没有在他们意识中。 后来几天上课的经验和姜记交流下来,我们对此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都觉得课堂纪律实在不好,无论男女,上课走神,说笑的都有。但我们又都觉得并不是这些孩子成心捣乱,这个由他们总是皱着眉头很认真的跟我念字母的样子能看出来。我们猜想原因可能在于小学教育没有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目前每个乡镇只有一个中心小学(设在乡镇府所在的村),教学工作比较规范,设备也比较齐全,比如巴别小学就有漂亮的校舍,电视机,电脑等设备。下面各个村还有学校,因为村与村之间远的有3,4个小时路程,小学生很难集中到中心校上课。据村小调上来的老师介绍,那里的老师都要兼几科,跨年级教学,很难保证质量。而且,3年前开始全面撤消代课老师编制,正式老师又不够,导致有阵子部分村小连语文这样的主课都开不了,一个星期上两,三次课,学生都宁可回家玩了。所以,这里的学生也存在“城乡差别”。每个班上总有7,8个从巴别中心小学毕业上来的,穿着倒不见得比其他人好,但上课时的精神面貌比较好,知道课堂纪律,也比较积极参与。而其他村小上来的孩子,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上课专心听讲,要做笔记这些,都要我们跟他们说了才明白,而要坚持做到,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呢。由此,我对于山西一位前志愿者的话有了深刻的认知,他之前执教初三英语,但却说如果可以宁可去教初一,因为他觉得给他们打好基础更重要。我相信这里孩子的智力水平和城市的同龄人是相当的,但却由于当地师资设备等的落后,造成他们站在了不公平的起点。越早介入这个过程,越能有所作为。 在教他们26个字母的时候,发现那些中心小学毕业的因为学过两年英语,接受得很快;而村小上来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自卑情绪,不敢开口念。有一次提问一个女生,她竟然满脸通红,一直低头抿着嘴,就是不开口。我认为在打基础的时候,宁可牺牲一点效率,也要让大家能跟上,所以尽量创造机会给那些自卑的学生回答简单的问题,让他们获得成功感,从而激励他们参与。过了几节课,在我反复鼓动下,学生越来越活跃了,我每次教个新单词,下面就迫不及待的七嘴八舌跟着说,而我则要用更大的声音盖住他们来引领学习。每上完一节课,感觉都是跟一群鹦鹉吵完架,做老师真不容易啊。 顺便说说我现在用的英语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美国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联合弄的“GO FOR IT”,是最新的教改课本。T县居然是今年教材改革的试点县。也就是说这个教材如果在T县推行成功,就要往其他县推广了。 我不能说这个教材不好,但感觉不是很适合农村孩子。通本书只有单词诠释有中文,其他课文,习题都是英文,对小学没接触过26个字母的孩子来说,不啻于天书。新教材注重生活和知识的联系,希望学生能活学活用,本意是好的。但是里面提到的生活却只能与城市的孩子气味相投,而非农村。最讨厌的是里面老外的名字特别多,一个单元竟然有4,5个,害我的学生每每念到人名就卡壳,真想把所有男的都改名叫MIKE,女的叫MARY算了。 我总是跟学生强调,英语是从初中才开始打基础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谁比谁强的问题,大家都能学好。而刚开始教学,从26个字母到44个音标,从“哄”他们开口说GOOD MORNING 到有学生主动用英语跟我打招呼,他们的每一点进展都能看出来。尤其是看到有几个开始很自卑不开口的,现在学英语都特别起劲,总是让我偷偷乐上半天。 可是从这几天跟其他老师的来往和“道听途说”的消息,感觉这里的老师虽然不是不敬业,但至少不是乐业。 巴别中学属于C类学校,每年能上高中的也就10来个,5%的升学率。老师们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学生的小学基础太差。可是,有老师宣称自己教书5年从来没布置过作业;不止一个老师说自己虽然布置作业但从不批改;最不好的风气在于很多老师喜欢上课说笑话哄学生开心。适度的幽默有助于活跃课堂,但和教学无关的玩笑,就似乎是为玩笑而玩笑了。有一次姜记去教室早了,上一节的生物老师正给学生唱周杰伦的歌,末了还想拉上姜记合唱,FAINT。 也许是巴别相对落后闭塞的环境让老师们提不起教学的热情?反正几乎每个晚上老师们总有两堆聚会,一堆是喝酒划拳,一堆是KALAOK。 一个晚上,姜记终于抵挡不住,被拉去喝酒。据他说,刚去到,同桌的乡副书记(就是送我们进来的那个)和其他学校领导正在破口大骂上一届的一个志愿者。书记与前任志愿者的恩怨我们不太清楚,听起来似乎是志愿者要向外界反应一些什么情况而触怒了书记。姜记后来学着书记说话:“他还想做记者(前任志愿者是刚毕业的新闻系本科生)?我以乡党委副书记的名字给团中央写封信,看他到哪里做记者去!”然后学校老支书就在旁边死命点头说:“是啊!听说那小子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呢!”(在我来巴别前,该志愿者已经在上海某杂志任职了)。而另外一个白天还跟我们吹嘘他跟前任志愿者关系如何好的老师,也在附和着数落。书记忽然又转头跟姜记说:“姜老师,你可不同,你是已经工作了的记者。”姜记感到这次喝酒是要杀鸡给猴子看,也就不多说话。后来校长问起教学任务,姜记就顺便要求推掉了初二物理,还帮我推掉了一个班的英语。“我们把一个班弄好就行了,这里的人事关系太复杂,认真做事还落得他们说呢。” 我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不过,因为要做队长有很多联络的工作,已经有好几个前任志愿者告诫我最好不要带主课了,所以,我还是接受了姜记的好意,先只带1班看看自己的精力能否胜任。 小小一个学校,还有不少文章呢,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乏精彩。赶集的日子我去买了几米蓝布给屋子挂了床帘子,我的小居室已经颇有家的感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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